祁花花宽松的衬衫上写着企业口号“自然的世界，你的我的” 。公司并不要求她必须穿这个上班，但她喜欢穿这件“工作服”。
她打工的食草堂是位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日用品和皮具品制造企业，但祁花花和其他百余位工友显然不像刻板印象中的制造厂女工，各个倒颇有艺术家的气质，在宽敞的工作台做着手工。
这个工厂区是一个类似北京798艺术园区的“工业旅游区”。从前的工厂厂房被改造成餐厅、画廊、工艺品店，而鹿泉曾经最大的工业部门是水泥制造。
“水泥小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定位了，现在鹿泉的定位是省会西花园”，鹿泉本地人郭晓番告诉中外对话。他是当地一个旅游产品博览会的志愿者。
不过，在食草堂这样耀眼的城市名片之后，一整座水泥重镇向休闲旅游业转型跋涉的过程是艰难的。而类似食草堂的新业态究竟能否承接、能承接多少曾经捆绑在雾霾制造链条上的产业工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中国生产了世界四分之三的水泥和将近一半的粗钢。在政府治理大气污染、整顿重工产业的背景下，无数的鹿泉将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2013年9月，在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形成强大政治压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向污染宣战”，而头号战场就是京津冀地区。
煤炭，以及消耗大量煤炭和能源又释放大量粉尘和废气的重工业，被认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大的来源。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要淘汰1亿吨钢铁产能；2018年到2020年，中国要淘汰3.9亿吨水泥产能，关闭540家水泥企业。这意味着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钢铁的建材大省河北面临空前的治理压力。
最终，河北省决定，“大气十条”期间，河北制定并执行严于国家的环境标准。2013年到2017年，全省累计压减炼钢产能6993万吨，这个数字超过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全国的炼钢产能。
鹿泉区政府工信局崔振红介绍说，大概2007年鹿泉就开始了政府引导下的水泥厂转型，2012年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拆了五十多家水泥厂，2013、2014年又接着拆掉了二十多个。
几轮去产能下来，如今的鹿泉仅剩下三家水泥厂。
好空气的代价
“之前走到哪里都是一层灰，空气里可都是粉尘，还呛人呢，把水泥厂陆陆续续关掉之后才慢慢好起来。”在当地居民郭晓番看来，水泥厂的离开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环境改善。
但也有很多人成为了去产能运动的失意者。52岁的鹿泉牛山村村民张春英受到治霾关厂的影响，和爱人两口子都没了工作，在她看来，所谓“去产能”就是“关厂子”，就是“丢饭碗”，她觉得自己还有浑身的力气，但就是挣不上给儿子盖婚房的钱。同村的张密娟也有两年没有活干了，她说，“如果有工作，不管挣得多挣得少，两口子之间就不会吵架，两口在家都闲着矛盾当然就多了”。她今年40岁，感觉自己正年轻，还能干很多事，但由于找工作的人很多，多数企业把工作录用年龄卡在35岁。
崔振红表示，最近一轮的关停水泥厂直接影响到鹿泉2000多人的就业，算上交通运输和餐饮等相关产业，就不下万人了。 随着水泥厂的大规模关停，水泥的市价也翻倍了，这个几十年和水泥打交道的家庭承担不起泥瓦房四五十吨水泥的开销。村子里这样因为家庭收入锐减、水泥价格高企而盖不起房子的农户不在少数。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新房被认为是结婚的前提条件，牛山村不少超龄青年也因此陷入结不起婚的窘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杨力超告诉中外对话，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要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来确保受影响工人群体的工作和生计不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车子突然刹车，还不系安全带，车里的人就会撞上挡风玻璃，撞得头破血流”。
企业主和政府同样面临难题
水泥厂主张建斌曾经在鹿泉有三家水泥厂，如今只剩一家还在勉力维持。他告诉中外对话，“在2012年之前，政府的思路还是改，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做清洁改造，出什么标准我们就上什么设备，但近几年思路就是关”。
鹿泉区宜安镇发展办主任戎建强无奈表示，“不是不让水泥厂改，而是根本改不到现在要求的标准”。 河北省执行严于国家标准的排放限值。以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为例，按照河北省《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限值为50毫克/立方米，是国家规定的上限的一半。
事实上，地方政府把清退水泥产业的冲击比作“壮士断腕”。中央政府为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去产能设立了总额1000亿元的专项基金，主要用于人员安置。水泥等其他行业则没有这样的支持。
《经济日报》2014年的调查报道指出，鹿泉、平山两个水泥小镇的水泥去产能共需市县两级财政筹集10.7亿元安置赔偿款。当时的石家庄市副市长郝竹山表示，石家庄市级财政准备了3个多亿，鹿泉、平山两地财政筹备了7个多亿。这对于被迫砍掉原本的支柱产业的区级政府而言，是沉重的负担。
她打工的食草堂是位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日用品和皮具品制造企业，但祁花花和其他百余位工友显然不像刻板印象中的制造厂女工，各个倒颇有艺术家的气质，在宽敞的工作台做着手工。
这个工厂区是一个类似北京798艺术园区的“工业旅游区”。从前的工厂厂房被改造成餐厅、画廊、工艺品店，而鹿泉曾经最大的工业部门是水泥制造。
“水泥小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定位了，现在鹿泉的定位是省会西花园”，鹿泉本地人郭晓番告诉中外对话。他是当地一个旅游产品博览会的志愿者。
不过，在食草堂这样耀眼的城市名片之后，一整座水泥重镇向休闲旅游业转型跋涉的过程是艰难的。而类似食草堂的新业态究竟能否承接、能承接多少曾经捆绑在雾霾制造链条上的产业工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中国生产了世界四分之三的水泥和将近一半的粗钢。在政府治理大气污染、整顿重工产业的背景下，无数的鹿泉将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2013年9月，在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形成强大政治压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向污染宣战”，而头号战场就是京津冀地区。
煤炭，以及消耗大量煤炭和能源又释放大量粉尘和废气的重工业，被认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大的来源。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要淘汰1亿吨钢铁产能；2018年到2020年，中国要淘汰3.9亿吨水泥产能，关闭540家水泥企业。这意味着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钢铁的建材大省河北面临空前的治理压力。
最终，河北省决定，“大气十条”期间，河北制定并执行严于国家的环境标准。2013年到2017年，全省累计压减炼钢产能6993万吨，这个数字超过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全国的炼钢产能。
鹿泉区政府工信局崔振红介绍说，大概2007年鹿泉就开始了政府引导下的水泥厂转型，2012年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拆了五十多家水泥厂，2013、2014年又接着拆掉了二十多个。
几轮去产能下来，如今的鹿泉仅剩下三家水泥厂。
好空气的代价
“之前走到哪里都是一层灰，空气里可都是粉尘，还呛人呢，把水泥厂陆陆续续关掉之后才慢慢好起来。”在当地居民郭晓番看来，水泥厂的离开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环境改善。
但也有很多人成为了去产能运动的失意者。52岁的鹿泉牛山村村民张春英受到治霾关厂的影响，和爱人两口子都没了工作，在她看来，所谓“去产能”就是“关厂子”，就是“丢饭碗”，她觉得自己还有浑身的力气，但就是挣不上给儿子盖婚房的钱。同村的张密娟也有两年没有活干了，她说，“如果有工作，不管挣得多挣得少，两口子之间就不会吵架，两口在家都闲着矛盾当然就多了”。她今年40岁，感觉自己正年轻，还能干很多事，但由于找工作的人很多，多数企业把工作录用年龄卡在35岁。
崔振红表示，最近一轮的关停水泥厂直接影响到鹿泉2000多人的就业，算上交通运输和餐饮等相关产业，就不下万人了。 随着水泥厂的大规模关停，水泥的市价也翻倍了，这个几十年和水泥打交道的家庭承担不起泥瓦房四五十吨水泥的开销。村子里这样因为家庭收入锐减、水泥价格高企而盖不起房子的农户不在少数。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新房被认为是结婚的前提条件，牛山村不少超龄青年也因此陷入结不起婚的窘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杨力超告诉中外对话，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要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来确保受影响工人群体的工作和生计不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车子突然刹车，还不系安全带，车里的人就会撞上挡风玻璃，撞得头破血流”。
企业主和政府同样面临难题
水泥厂主张建斌曾经在鹿泉有三家水泥厂，如今只剩一家还在勉力维持。他告诉中外对话，“在2012年之前，政府的思路还是改，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做清洁改造，出什么标准我们就上什么设备，但近几年思路就是关”。
鹿泉区宜安镇发展办主任戎建强无奈表示，“不是不让水泥厂改，而是根本改不到现在要求的标准”。 河北省执行严于国家标准的排放限值。以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为例，按照河北省《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限值为50毫克/立方米，是国家规定的上限的一半。
事实上，地方政府把清退水泥产业的冲击比作“壮士断腕”。中央政府为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去产能设立了总额1000亿元的专项基金，主要用于人员安置。水泥等其他行业则没有这样的支持。
《经济日报》2014年的调查报道指出，鹿泉、平山两个水泥小镇的水泥去产能共需市县两级财政筹集10.7亿元安置赔偿款。当时的石家庄市副市长郝竹山表示，石家庄市级财政准备了3个多亿，鹿泉、平山两地财政筹备了7个多亿。这对于被迫砍掉原本的支柱产业的区级政府而言，是沉重的负担。
